我就是喜欢叫它“平湖五中”，不为别的，只是由于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意象。在苍茫的雾霭中，曾经的物事不会因为时光的洗涤、校园的变迁而遗失殆尽，相反在我日益丰富的意境里更加清晰。

——题记

 

 

第一章  平湖五中

 

第1节  蔓延满架而且葱绿的藤条

 

在十三岁之前，我是有一次机会可以溜进五中校门去看个究竟的，但我不敢。这个坐落于芦川镇司前街的中等学校，在我那时幼小的心灵中是一个圣地，一个足可以让我朝拜的文化圣殿。那天我随爷爷去“做亲眷”，胡家亲戚的隔壁就是平湖五中的校门口，那个戴眼镜的望门老老师正好到食堂倒开水去了，我完全可以跟其他学生一样大模大样地走进去，但终究因为惧怕没敢混进去。只好侧掩在门口边上，记住了校门内那些蔓延满架而且葱绿的藤条，可惜只能看到一点点，因为进校门十来米就是一个转折，青砖铺就的干净甬道上说不定那位望门老老师拎着竹壳热水瓶回来了。只好作罢。

1977年的那个夏末，我还是有点惴惴不安但可以大摇大摆地跟着父亲也不怕那位望门老老师了地走进了平湖五中的校门，因为我被拥有蔓延满架而且葱绿藤条的县属中学录取了。第一次有了白底红字的校徽，第一次做了个住校生，第一次持有饭菜票，第一次有晚自修，第一次学外国语（英语课），第一次听到了很好听很好听的眼保健操乐曲……之所以我固执地称它为“平湖五中”，是因为单方面地想维护它的高贵、它的尊严、它的秉性，并不是有意与一中(平湖)、二中(光启)、三中(乍浦)、四中(新埭)、六中(黄姑)一起复古，搞什么正宗血统论，而是真有那么一点牛脾气，不肯低就于与一般乡镇混为一类的非县属中学。这居于东乡十八镇之首的学校，云集着一大批受尽委屈、多遭不舛、满腹才华、个性各异而又有着至今道来仍让人津津生味的“名人逸事”的先生。

我很幸运，在平湖五中结识了或者直接受恩于他们，有的先生甚至是我的忘年交。那五年，我在那里度过了刻骨铭心的快乐又苦恼的五年，对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非常受用。谢谢他们。

 

第2节  那一溜齐整的冬青树

 

在公元2007年的年末写这么一篇缅怀过去的叙事散文，倒不是因岁月的逝去而唏嘘不已那么伤感，也不是纪念邓某某进平湖五中就读30周年那么无聊，更不是挥之不去来点忆苦思甜那么宿命。我总觉得时过将近三十年的记忆，依旧念念不忘的东西，肯定是珍贵的，于人于己都是该珍惜的了。况且那个“捉襟”的校园，着实让我眷恋。

我进五中后的第二年，校门就重新翻造了，向东移了十几米，一栋二层的水泥楼房靠门口东侧，楼下外间就是传达室；校门变大了，双幅，铁质的；西侧造了六七间平房，道边种了五棵水杉，长得很快，我1992年调离工作时已经很粗壮了，直挺挺的，蛮高大；一条水泥路笔挺地成了校内主干道，在教学楼那儿转个直角向东，从两栋六十年代建造有点苏联式味道的教学楼之间穿过，再拐个弯通向教师宿舍楼。这条唯一的水泥主干道的两旁，种植了矮冬青，被修剪得很齐整，我老想把它当作条凳去坐，但没试过。因为这个变化，就没了那个仄仄的老校门、葱绿的藤架和那条洁净的青砖道了。还好那总务处房屋后花圃的墙头上，好像永远绽放着趣趣的牵牛花……

为了便于让本文中那些可爱又可敬的“右派”先生们有个保持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工作场景，我把那些个后来造的所有乱七八糟的水泥钢筋建筑统统撇除在外，只描述一下我所钟情和至今仍心仪的校园布局：

校门是朝北的，门外就是司前街，常有叫卖声和自行车铃声一遍遍地响过；传达室窗外悬挂着一口钟，不太大，但敲起来很响；沿主干道进来步行30米开外，左右边各是一所平房，右边的就是总务处和医务室，房前有几棵很高大的梧桐，开紫白色的花，常有籽掉下来，树下好像有口井；前面即是大礼堂了，靠路那头是体育组的办公室和阅览室，礼堂里放好多乒乓桌、双杠、跳箱、山羊之类的；主干道转个弯，两侧就是教学楼，其实不是楼，但我们习惯叫楼，南北两幢对称的，都是平房，各有六个教室；两房之间呈十字形的通道，中间一个圆坛，一颗雪松直立其中，四边是四堵墙报及宣传橱窗，后背植有数枝紫薇，这里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两棵巨大的老樟树，树下置放着两块很长很厚的大条石，当凳子坐人；礼堂南边是篮球场，边侧长着一排墨绿的树，不知叫什么名，开许多小白花，很清香，树冠上飞舞着成千上万只蜜蜂，嗡嗡作响；西边是一座高起的墩头，上有两溜小平房，房前是菜地。

在我记忆中六七十年代的平湖五中就是这个样子，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是这个格局，以后就面目全非了，校名也被改成“新仓中学”以及“平湖农技校”了。那时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学校，因为蛰居着一群很有气质、各有秉性的老师。

 

第二章  那些老先生

 

第3节  那棵没有树皮的紫薇树

 

1978年的夏末，平湖五中的校园里骤然出现一群异样的老师——穿得土土的，年纪都很大了，待人非常谦恭，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我读完高一分班了开始读高二文科。我们从班主任那儿知道了一些信息：高考已经开始了并要一年一年考下去，知青可以回校复读考大学，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要落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要开了，我们五中文科毕业班老师缺得不得了……于是那些原本在“文革”以及“文革”前就被打倒的老“右派”都从四邻八乡请来担任我们的任课老师。

方元吉老师倒不是从四邻八乡请来的，他早就在五中工作，不过是被打倒的右派，连同他的爱人、儿子都是普通职员，做学校里最低微的杂务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管学校里劳动课用的工具，横刀、铁撘、土垯、扁担之类的，还挑水舀粪松土种菜。我们高一年级有同学归还劳动工具时乱放一通，他就要说上几句；有同学还嘴，对他不够尊重，他教育得很凶。后来，听镇上的同学说，方老师以前被红卫兵拖去批斗，他为吃不饱的学生而争辩，想给挨饿的学生打抱不平，结果被训打得掉了好几个牙齿，血流满面，但最终不肯屈服，吃尽了苦头。我读高一时，他还没“解放”，女儿还在读初中（也许是小学），头发却早早地灰白了；说话时露着一副白白的牙齿，非常齐整，原来已经是假牙了。

那年方老师开始教我们高中地理了。时常见他一手拿着备课本，一手握着个地球仪，脚步快捷地朝教室走来，我们就飞奔地缩回教室，等待他用一口有点外地口音的方言，教我们恒星行星与彗星、海洋性气候与地中海式气候。非常幸运，我们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后来我们在高考中都拿了个好分数。没人敢叫伊“方师傅”或“老方”了，都改称“方老师”，我发现他的头发竟慢慢转黑了。

有一次课间嬉闹时，坐在头排的沈兄与叶君不慎把课桌掀翻了，书簿散了一地。正好上课铃响了，方老师进来准备上课，看见两人谁都不肯扶桌理书，还反坐着背对老师，就来了气：“屁股对着老师，成何体统！”见沈、叶两生还僵着不动不响，又呵斥道：“这无声的抗议，简直是莫大的侮辱！”结果沈、叶两人灰溜溜地马上改正。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的师道尊严，正是一种教育力量。方老师给了我们许多教义。老樟树浓荫枝叶下的墙报后背那数枝紫薇，我们搞不懂为什么没有树皮却开放着艳艳的花朵，但知道沧桑的枝桠上萌发的却是美丽的善意。

方老师复出重返讲台后不到7年，就去县教研室当地理教研员了，直至退休。我大学毕业后去看望他，精神矍铄，非常健谈。调往平湖工作后，还时常见到他，不忘勉励我几句；开口还是一副假牙，白白的，非常洁净。

 

第4节  一条洁净的青砖道

 

已经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是方老师出差还是请了病假（如果不是，请方老师原谅我这不肖学子的不恭），反正时间较长，而我们这届毕业班到了紧要关头，所以学校不得已请了已闲赋在家的徐树烈老先生来代上地理课。

徐老先生即是建造清白祠（清代）所纪念的乡邑名人徐秋帆的后裔。一提起清白祠，我就觉得可惜。白漾里的清白祠，我在十二岁时还能看到那正殿的雕梁画栋，不过是粉碎“四人帮”的那年，柱子挂满了狠批王张江姚的时事漫画，厅当中放了张简陋的乒乓桌，但我还是欣赏到了它的圆础和灰白瓦楞上的菲草。花白银好不容易置起了坐北朝南的一座具有教育意义的祠堂，圈划了30亩田地作为维护清白祠日常开支的薄产，直到“土改”瓜分了田产，“破四旧”又敲掉了门头和一对漂亮的石狮、石鼓，“文革”又革走了堂屋里的匾额、楹联、坐像、供台、老式桌椅等等。兴办学校时将它连同周边的场地变成了小学，倒基本没有破坏它三进三厅的格局，只是将正殿前的围墙拆除了，前两进的堂屋改为体育组办公室和器材室、总务处和堆放杂物之处，还有两间就是老师的宿舍了。这样的旧屋利用一直维持到上世纪90年代。后来新仓中心小学盖新教学大楼，就彻底废了后殿，只剩一堵厚厚又高高的东墙；再后来连前两进的堂屋厢房全部推倒，不留一丝痕迹——在当湖东乡最有名的乡贤祠建造2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毁灭殆尽，呜呼哀哉！

记得徐老先生来代课时，一袭青布衣裳，一口白条滚边黑布鞋，走路时微弓着背，穿着非常朴素，但很清爽。毕竟年过七旬了，喘着气，常咳嗽又要自我刻意克制，听他讲课我是非常心疼；于是就没理由不好好学他讲的“植被分布”和“资源开发利用”了。一次单元测验时，刚刚印好的卷子散发着浓烈的油墨味，坐在第一排的我随口低叫“臭来臭来”，徐老先生竟疾步过来狠捏住我的鼻子，弄得我生疼生疼，满腹怨气。考完后，他收好卷子就俯身向我道歉，教育我以后说“臭”要看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我即刻懂得了这么个上课时间、这么个神圣课堂是不宜开口吐出这么个不雅的字眼。如此儒雅，如此风范，如此平湖五中，哪怕是一个代课老师，都在传递书香的韵味。

有一天，是上午最后一节课下了课，我目睹了老先生撑着黑布伞、踽踽行走在江南黄梅时节斜风细雨里的背影，心不禁抖动了一下。就在那教室那外墙一律是青砖（那砖缝非常精细的那种）所构成的背景上，徐老先生那清瘦的身影，连同那条发亮的青砖甬道，就是一种古韵遗风，直叫我又想起了那青砖黑瓦的清白祠。可惜他没教我语文。

徐老先生就住在司前街的小猪行对面，平时深居浅出。政治风雨的吹打，使他这个老“右派”习惯闷头读书，不问窗外风声，只是静静地卧听屋后竹园里婆娑摇曳叶儿瑟瑟的浅吟低唱……据有邻居阿婆说，徐老先生大白天挖笋是打着手电筒去的，乡人都笑话他“鹅”，他笑而不辨，推说自己眼睛不好使，竹园里太暗了。如此知识分子的耿直与聪明，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第5节  笔挺的棕榈树

 

徐梦熊先生刚来五中时也是个代课老师，直至退休一直没被转正。他和徐树烈老先生其实还是有着亲戚关系的，按辈分是同辈还是谁高谁低，我不知道，不过徐梦熊先生要比徐树烈老先生年纪小十多岁。

不是所有的老“右派”都是瘦骨伶仃的，徐先生却是腆着个凸肚，矮乎壮壮的，已经缺了个牙齿，但嗓门很大，领读英语非常起劲，特别是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连读，读得让全班同学也非常来劲，一浪高过一浪。语文何天雄老师常说，徐老师上课是“英美的枪炮盖过了中国的吟唱，但野蛮是战胜不了文明的”！原因是何老师在隔壁班上课的声音被徐老师覆盖了。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比喻里还有借代的意思，原来徐老师在解放前曾在国民党部队炮兵团里做翻译官的，而且还曾是黄埔军校十一期的学员，级别挺高，怪不得他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人的秉性在他身上哪怕历经风雨洗掠依旧显著张扬，一如教室外的那棵棕榈树，张扬着一掌翠绿的阔叶。也就是这个要命的“黄埔军校”和“翻译官”让他遭了厄运，解甲归田，让一个原本书香门第出身的军人，下放到农村啃泥巴啃了几十年。所以他拿学校给的一点点微薄的薪水，却非常知足。有一年冬季来临前，用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条灰色的围巾，老跟我们说“羊毛的哦交关暖热”。他不会埋怨冬天的肆虐，只有满足于能御寒的心态。

徐先生非常自谦，说自己牙齿不全了，发音不准，常让英语课代表高声再发一遍，唯恐误了门下子弟。他血压高，告诫我们不要惹他生气，怕一气气得血压飙升，不省人事。于是我们都很乖，从不让他来气。

可是有一次下课时，师生相互答礼道别，徐先生说：“Good-bye  students！”我们就集体边鞠躬边异口同声地回应：“Good-bye  teacher！”但有个男生既大声又很调皮地说了“个当牌位替缺”，等于是在骂老师了，大不敬嗳！徐先生大为光火，满脸通红，一定要肇事者承认错误。那位同学一看那架势就焉了，赶紧鞠躬道歉，请求徐先生马上消气。还好，老先生没事，但他还一本正经地教我们急救的方法，就是徐老师万一血压高了，倒下了，几个男生就地取材，用小黑板抬着送医院。我们都唯唯诺诺，但幸好后来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他还语重心长地劝勉我们要重视“完型填空”，说一格1分，别小看这1分，说不定就这1分上高考录取线了。他还告诉我们，国家很重视高考，没有纸张印高考试卷，就用印《毛泽东选集》的优等纸。“人才奇缺啊，你们要加把劲哦！”他用期待的眼光望着我们，然后又重重地点了点头。我们全都很激动。

 

第6节  几人合抱的大樟树

 

在本文前面我已经提到那两棵大樟树。可以这么说，平湖五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这两棵巨大的老樟树，高出房屋许多，树干得几人合抱，粗壮挺拔，树枝遒劲，树冠硕大，一到秋后，满地落叶，颇有意境。这两棵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树，简直就是五中树木育人的象征符号。喜欢两手插着裤袋踱步的斯厚生先生，就是站在这棵树下笑眯眯地听着学子背诵课文。

斯先生的籍贯是“上八府”的东阳。是什么原因来到平湖的，我没问过他。但家母告诉我斯先生是落难被发配到新仓公社联群大队的。一个因近视而戴着眼镜、四体本不勤、五谷又不分的读书人跟着那帮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做体力活，这样子的一个“异类”，背井离乡，举目无亲，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无管弦之乐，有筋骨之痛”，其生存的艰难可想而知。我见过好多个落难到乡村的“右派分子”，自有一套自得其乐的本事，以超乎你想象的心理承受能力熬过了那个牛鬼蛇神般的岁月。

亏得斯先生怀有美术功底，那十几年有大量的书法和绘画发表在村里的墙壁上，这些作品就是写在红红绿绿墙纸上的口号、用红漆写在墙上的标语以及大幅的领袖像油画，总算让这位先生有了个用武之地，也可以减轻在水田里劳作之苦。苍天有眼，让饱受苦楚的斯先生在岁数越来越大时组成了家庭，继而有了一双儿女。在乡下，他消磨了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1978年的一抹阳光终于照耀到了先生沧桑的额头上。斯先生被安排到五中工作了，教高中语文，后来也兼教美术。我在五中求学时，先生没教到过我，但评看过我的征文；倒是后来我到五中工作了6年，同组共事了6年，向他学到了不少东西，暗自欣喜。先生话语不多，用语简约，但不乏幽默，常常让我们玩味半天。问及他给儿子起名的寓意，先生颇为自信：“总有这么一天会出头的”。他儿子的大名叫斯一夫。

先生的字写得非常漂亮，自有一格。无论是板书还是硬笔，都是那么一种体路，我们背地里偷偷模仿，但都学不会，学不像。参加工作后，所有的讲义和试卷都是老师们自己用钢板、蜡纸、铁笔刻写的，我就学着斯先生的样子刻，却总不成，速度又慢，后来在先生的指点下熟练地掌握了用宋体刻写的技术。先生的毛笔字写得更是绝了，隶体，横细竖粗，结构匀称，用笔独特，我们都称之为“斯体”。五中里所有需要写的毛笔字，标语、黑板上的刊头，甚至是脸盆、水桶上的字，都出自斯先生之手。我记得那时时兴在墙壁上张贴红红绿绿的标语，东一张西一张的，反正都是学校央求斯先生在课余时无偿而作，内容也没啥规定，全是先生根据宣传主题的需要，随手写来。但我发现贴在食堂餐厅里的那张，其文字永远没变：“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于是我终于读懂了先生虽遭岁月洗掠但终究没有失却生活热情的秉性。

先生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我曾求他字幅，他很为难，因为他没有写字与人被裱装好挂起来的习惯，也没有被立轴给人欣赏的心理准备。但他还是写了一个条幅赠予我，而且破天荒地落了款，并钤上印。这很难得。后来镇上来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却从不落款钤印。其实也不用落款钤印，懂行的人一看这独具一格的字就知道了是谁书写的。他偶尔还写大美术字，手持排笔，爬上临工搭好的脚手架，蘸着红漆，在道院桥堍的墙壁上，刷刷刷地写下：“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天气转冷后，斯先生总是习惯戴一顶绒制的“工人帽”，双手插着裤袋，不紧不慢地散着步，身边总是随着他那曾经患难与共的夫人。看着那顶比起他那清瘦的脸颊略大一点的绒制“工人帽”，我总会想起平湖五中那棵高大樟树的浓密树冠……

 

第7节  很响的一口钟

 

跟斯先生一样，蒋其昌先生也是先被打倒成“右派”而后落难到农村里来的。不过，他是返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新仓公社联群3队。据我所知，联群蒋家解放前是大户人家，颇有书香墨味；蒋家的族辈后代，待人都非常谦逊，彬彬有礼。蒋其昌先生凭着自己的聪颖，考上了大专，后被分配到一所离家很远的中专里任教，据说还做了教务主任。很不幸，在“大鸣大放”时说了真话，结果被解职归田。

解归老家，就是出于会得到故里乡人的照顾而考虑的。可怜的蒋先生，高度近视，身材矮小，不会农务，受尽了奚落和鄙视。在乡下苦熬了20年的静寂时光，在被落实政策安排到平湖五中时，年已四旬有余，仍然孒然一身，形影相吊。

蒋先生最让我们感染的就是他生性乐观，笑呵呵地，从不流露出一丝丝的愁苦，哪怕是那黑白颠倒的年月让他吃尽了无穷的苦楚。他历练了20年的不公待遇，但与世不争，留给乡人的印象可能就是他憨厚，甚至是“迂腐”可笑。因为他一身书卷气，两根白脚杆，在那帮粗俗的乡人圈里，简直就是一个“另类”。他不像农妇那样使劲地淘米，而是轻轻地过过水，为的是保护米的原有营养；在农田里有人抓到一根筷子细的黄鳝，扔给他，他不会烹制，只是放在米饭里蒸蒸，却吃得津津有味。

1977年春天的一个午后，我在家里看报纸。父亲进门来就说隔壁村的蒋先生要借点报纸看看，我就随手把桌上一大叠《浙江日报》和《参考消息》理好给他。蒋先生用艳羡的目光看着我和放在长凳上的一本高中英语课本，低低地说：“我教过书的。”随后一张张地理出已经过时的《浙江日报》，细细地四角折齐，夹到腋下，起身谢过告辞。我急忙说：“哪哈不拿《参考消息》呢？”他连忙摆摆手，坚决地回答：“像我这样的地富反坏右是不能看《参考消息》的，您没看见那报头下面有‘内部资料注意保存’8个小字么？那是人民内部的人才可以看的。”我母亲一听就笑了：“什么呀，这报纸连小孩都可以拿去揩屁股，先生是读书人倒不可以看么？拿去看！出事体我负责！”但蒋先生还是不肯拿，还说什么怕连罪我家的人。千谢万谢地走了。呜呼！

蒋先生也是1978年来平湖五中工作的。学校不让他教书，只作为职员，做门卫，兼打铃、打钟、油印讲义试卷、收发报纸信件之类的，而且是两班倒，所以有时要轮到值夜班。但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甚至刻实到有点可笑的地步。学校里考试，他严格按时打响钟声。怎么个“严格”？他先打开收音机，手持钟绳，屏息敛声，听着收音机里报时：“嘟，嘟，嘟，嘟，嘟，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整。”他正点敲响钟声。所以平湖五中里流传着有关蒋先生的一句校本歇后语：“蒋其昌敲钟——分秒不差!”

我读大学时放假回家，走在路上正好遇上了蒋先生和他本家的一位叔父。两人看见我走来立刻退让到田里，恭敬地候着我走过，还鞠着躬打招呼，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也鞠躬还礼。回到家就跟祖母说这一礼遇，祖母说：“作孽啊，罪过啊，蒋先生把考上大学的人都当作状元大人了，竟不分辈分大小了！下一次他再退让鞠躬，你就得下跪磕头！”后来我和他同事了，遇到时还要鞠躬，我就要下跪，结果他就改礼了。

蒋先生回学校重新获得革命工作后，经人介绍与一位有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的孀妇结了婚，开始过上他那幸福的家庭生活。他常常带着那个最小的男孩，视同己出，呵护有加。提起自己的爱人，他不禁赞扬：“杏宝好啊，杏宝待俺好来！”头顶的阳光开始照亮了他那日渐宽阔的额头，他依旧笑呵呵的，依旧很认真很仔细地油印着讲义，依旧把一张张的试卷理得刷刷齐整，依旧一次次地把那一口钟敲得准时而且很响很响……

 

第8节  有只横卧的石狮子

 

看过好多学校的校史，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初新学兴起开办学校时大多安置在当地的文庙或其他祠堂，而五六十年代建校时又大多选址在庙宇或与瘐毙有关之地，这大概与世人认为学校“唯物不唯心，不迷信鬼神”，“莘莘学子阳气足能镇得住阴气”有关。

平湖五中的校址就是在新仓镇的讲演厅旧址。说起讲演厅，故事很多。建讲演厅之前，这里也是庙宇宅基，还有一块很大的广场。这广场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和九月都有庙会，成了乡人烧香、赶集的好去处，后来就成了平湖五中的球场、田径场和教室、礼堂、办公房的用地。气宇轩昂的讲演厅是民国时期为给民众宣讲三民主义、破除封建思想而在原庙基上改建的，门前的一对青石狮子非常健硕，威风凛凛，浑身光滑锃亮，不像现在新雕凿的毛里毛糙。据说这对石狮子是乡绅陈廉斋从广陈一老寺购买来的，民间还流传着有关这对石狮子偷吃面条的传说。陈惟俭，以字行，号廉斋，平湖新仓人，生前为浙江名流。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惟俭等创办了嘉兴地区第一份报纸——《平湖白话报》，日出一小张，陈惟俭任经理。时值戊戌政变，《平湖白话报》鼓吹革命，遭劣绅忌恨，控告于清吏，报馆被捣毁，报纸被禁办。1926年3月6日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是在中共上海区委、杭州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会议期间，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选举宣中华、潘念之、丁济美（以上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韩宝华、郑恻尘、宋敬卿、胡识因、张寅仲和陈惟俭等9人为执行委员。后省党部被军阀当局查封，转入秘密活动。其子女陈意子、陈又军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先后赴美留学并与父母定居美国纽约州。姐弟俩怀着强烈的故地情结，为了了却已故双亲陈惟俭、沈雪如关心家乡发展的夙愿，振兴家乡教育，激励故乡子弟崇学好习，奉献爱心，弘扬扶贫助学精神，几经主动联系，于1998年在平湖中学特地设立了以父母名字命名的“陈惟俭沈雪如奖学金”，每年捐资2000美元奖励20名品学皆优的学生。近10年来，已捐资20000美元，已有10届学生200人次受到了奖励，已毕业的获此殊荣的学生绝大部分进入了知名高校深造，有100多名获奖者考入了重点大学，其中新仓籍学生张纯洁、谢秋萍、张晶晶、张斌等22名同学27次获得了此项奖学金。这是题外话了。

高天一先生不是新仓人氏，跟讲演厅、陈廉斋或石狮子也没有什么渊源关系。他是新埭人，曾在光启中学（即平湖二中）任教历史学科。耿直的高先生，因为敢说直话、真话，1957年被错划成首批“右派”，随后就下放到乡参加农业生产，期间遭人批斗，因为姓高还被恶作剧地被戴上了高帽子，受尽了人格上的侮辱，但他戏言：“这个帽子高了，一天高啊！”凶巴巴的造反派愚蠢得还不理解高先生的言外之意。呵呵。直到1978年被平反，随即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被安排到平湖五中工作。这一年，饱经风霜之苦的高先生已经高龄72了，但他坚持要重新参加教育工作，他要那个曾经让自己满足但又无端被剥夺了的名分，教育局无奈只好安排，让他象征性地工作工作；但他还坚持要到第一线上课，平湖五中也无奈，只好安排老先生任教初中历史。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老师，也不顾自己血压高的危险，上课一激动，竟晕倒在讲台上，吓得校长无论如何再也不敢安排他上课了，高先生只好到校图书馆去打理报刊杂志，一直做到1984年。这年他78岁。两年后他因病谢世。

高先生是平湖五中校园里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右派”。他每天工作的阅览室就在大礼堂的侧房里，门前有口井，水量充沛，甘甜清冽。他时常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刚上完体育课喊着口渴抢着提桶猛喝井水。等我们喝饱了，一抹嘴巴，他就说：“饱食饱览双丰收。”于是我们就进阅览室抢着期刊翻阅。至今还忘不了先生那一行行写在期刊合订本上非常漂亮的小楷毛笔字。

阅览室紧靠着讲演厅旧址，窗外的树下横卧着那头石狮子，只有一只，也不知是公的还是母的。印象中是残缺的，早些年被“破四旧”破掉的，但依旧透着一股英气。

 

第9节  传奇的高墩头

 

“高墩头”是五中人对讲演厅旧址的俗称，高出操场一丈有余，面积不小，足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还有一小部分围在墙外被外单位占着。高墩头在1980年以前还只有两溜呈直角形的矮小平房，房前是菜地；以后翻造了新的平房，前后共四排。西南角有一座军用碉堡，很大，半掩在墩土里，但露出三个射击口，那水泥肯定非常强，虽经70年风雨依旧寸块未损。

就在石狮子横卧的上方还裸露着一段讲演厅的地基，交关厚实，面上好像是磨石子的，非常细结，可以推测当年讲演厅建筑的体面、气派与考究。可惜都被掩埋在历史的泥土里了。

沈安先生就住在高墩头上四排平房的最后一排，东起第三间。在此之前他住在哪儿，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肯定一直住在校内，直到九十年代初到县图书馆工作。沈老先生在平湖五中前后一共工作了十几年，做了十来年的班主任，经常教高中毕业班，成就了无数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但他始终只是一个代课教师，只拿少得可怜的代课薪水。

沈老先生也是1978年被识才又极爱才的査景新校长从乡下救出来的。査校长来到乡下一看，沈老先生屋徒四壁，一贫如洗，衣衫褴褛，于是就提出学校先支付30元钱，好让先生置办一身像样的衣服、一双体面的皮鞋和一块手表。但沈老先生坚决不受，说是无功不受禄，工作了再给报酬，工作不好就辞退。

我是受惠于沈老先生的第一届学生子。记得他刚到五中时还穿着对襟布衫、元宝口灰布鞋，极其清瘦，极其虚弱，走起路来颤巍巍的，我们很担心一阵风来把我们的这位历史学科老师给吹没了，长年营养极其空乏，年虽花甲的沈老师让人看起来已有七八十岁之苍老。上起课来，嗓音却极其响亮，常常讲得唾沫四溅，两嘴角白沫明显，坐头排的我苦不堪言。但老先生非常敬业，一眨眼工夫就把批好的试卷发了下来，让我们订正。听先生上课真是一种享受，他文言功底十分了得，毛笔字自有一体，又多比方，所以把死板而繁复的历史课上得非常生动有趣。他为了让我们理解历史上田赋徭税制度，不惜作自我“牺牲”，常以自比：“俺沈安家里死了亲人，要出棺材，唔没铜钿，只好当脱三亩田……”留下的印象极深，又为沈老师的这个比方而难过。我们这一届参加高考，历史科成绩都很高，而且还有题目被他猜中，答案与高考评分标准一模一样！从此沈老师声名大振，竟有平湖一中的学生乘轮船来五中讨讲义。

沈老先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出生在全公亭一户殷实家庭，年轻时考上浙江财政专科学校，毕业后在浙江省政府财政厅任职；后考入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留在政务院财政部秘书处工作；后又到福建某县任县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选择了留下。后来几经打击，终于成了个“历史反革命”，房屋家产充公，妻儿离去，带着自己的老父亲被安置到举目无亲的乡下从事农活。在那飘摇的风雨里，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以极其微薄的收入苦熬着一个又一个卑微的日子。他在乡下埋葬了自己无钱医治而病逝的老父亲。一介书生，两肩羸弱，只能为生产队赶鸟守望稻田去挣几个不值钱的工分。

沈先生落户的生产队就在我家的隔壁。有一次祖母从田里劳作回来给我们讲了那天她看到一个细节：沈先生（乡下人习惯把有文化的人都唤作“先生”）在田横头望鸟，看见田岸边有只小田鸡，伊慢慢地去扑捉，想是夜饭没小菜吃，人老龙钟了，就是捉勿牢。看看也罪过，听听也罪过。她就到自家竹园里掘了几只笋，斫了一把青菜，送给沈先生。她还告诫我们兄妹三人：“碰着落难的人，一定要帮帮伊！”遵循祖母的诫言，我上大学一放假，就去望望沈先生、班主任朱老师和其他几位任课老师，拎只鸡，袋十几个鸡蛋，去谢师。后来我工作又与沈老师同事了，更是照应着他。离开新仓后，每年都要去帮帮先生。

母亲也给我讲过有关沈先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一天风大雨紧，乡人全都避雨回屋了，唯独沈先生一人还是坐在田头望鸟守稻，母亲路过看见就不忍心了：“老伯伯啊，落格大的雨，哪里来什么麻鸟，回去好哩，当心要生病的！”沈先生不肯，说队长规定的，收工的时间还没到。撑着一顶破布伞，挡不了风，遮不牢雨！真叫作孽！

先生到了五中代课两三年后，身体竟康健起来，脸色也很好，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虚弱。他显然满足于在五中教书育人，又没有家小，全身心地投在工作里了。但他有后顾之忧——没有固定收入，薪水也很低，又没有劳保，年过七旬，教不动了怎么办？一次在庆祝教师节的座谈会上，他还是豪言壮语：“俺沈安在五中，当初竖着进来，今后横着出去！”令人唏嘘不已。

先生生活极其俭朴。热天时常带着一顶草帽；抽最蹩脚的“大红花”烟，一日三餐吃食堂，素餐为主，长吃青菜。学生去看望他，他留客招待，也是五分钱一碗的青菜，很教育人。他孤苦伶仃，但常以学生自豪，他把学生都看作是自己的子女了。我们每开同学会，都要为他办几件实事，安上电话，买好煤气罐灶，塞些零花钱，落实住进老年公寓……利用有同学在京城工作的关系，去联系先生那失散几十年的女儿，终因世事沧桑，几经周折，努力未果，甚为遗憾。

如今，沈老先生年逾九十二了，但记忆甚好，时常缅怀起在五中代课以及住在高墩头夏天乘凉时摇着蒲扇、读着《古文观止》的情景……

 

第三章  还是平湖五中

 

1978年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不是因为政治运动割伤而留下的疼痛，而是一个温暖春天的到来。平湖五中非常慈爱而有眼光地接受了十几个在政治风波中受伤的老“右派”。除了以上记写的七位外，还有在食堂管理的许老先生和陈老先生、总务处工作的陆先生、教导处工作的夏先生、英语教研组的曹先生，等等。

从1978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平湖五中，云集着一大批优秀的教师，那里有一批年岁已高但教学实力很强的“右派”老先生，也有一批正当年华、才华横溢的后生教师。高中“数学三杰”，一杰张“代数”后来被调往余姚当了教研员，一杰徐“解析”也去教研室，一杰赵“立几”后调到平师。语文何先生，朗诵感人，书法极佳，又会笛子，常创作钹子书本子，用《聊斋》教文言文，只因其学历充其量为高中，名分也是个代课教师，后来去了平湖二轻水泥厂做化验员，可惜英年早逝；语文张老师文笔极好，一手漂亮书法，后来到邻县当了副县长。体育范老师，训练教学业绩突出，参与教材编写，后来当了文体局长。还有油画画得很好的英语黄老师、一口安吉方言的政治王老师、音乐出众的语文叶老师、管理能力强的刘老师、富有文才的政治张老师等等，一一调离五中，日后都有建树。校风优良，学生淳朴，教师敬业，教法得当，但条件艰苦，生活艰难，施教和求学精神令人感动。办学业绩突出，升学率高，1982年高中文科班上重点大学人数竟超过了平湖一中，有7人分别被复旦、中山、厦门、南开和华东政法录取。那时的8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后的8年，称得上是五中办学历史上的一个天足时代。

岁月无情，五中的甬道上所走过的那些老先生们，已经渐渐淡出他们那极具风度的背影。他们恃才傲物，甚至有点清高，但那音容笑貌和委婉的语调，依旧让人如沐春风。历练风云之劫，依旧不失宽容和乐观的气度。年庚有限，徐树烈先生、徐梦熊先生、高天一先生也早已作古，但长记他们的教导，思忖之余，永是受用无穷的教义。

愿老天保佑他们。阿弥陀佛！